【壹週刊】陶傑強國學生「腦閉塞」 民主意識不進反退 即時新聞 周刊 20160502

正如羅素說：人在二十歲時不相信社會主義是沒有良心。人到了五十歲還相信社會主義則是笨蛋。

同理，一個華人在二十歲時，如果不相信中國人也可以實行西式的議會一人一票民主，必定是冷血。但到了五十歲，還相信西方議會民主能適合今日的中國人嗎？

中國最適宜起步民主的時候，是胡趙當政的八十年代。其時百廢待興，雖有老人不高興，可以自由探索，民心相對開放謙卑，有民國的老一代知識分子在。今日的質素已經變壞；相信中國人應實行西方議會民主者，是感性的渴求。感性沒有錯。但到了若干時候，當你讀通書，貫通了許多經驗，要回歸理性。

西方議會民主有一個大前提，就是「說道理」。說道理來自古希臘的辯論精神。羅馬不如希臘，是因為羅馬時期雖有輝煌的藝術成就，但說理的辯論精神，雖然有西塞羅、塞納卡（Seneca），卻遠遠不如蔚成風氣的蘇格拉底的古希臘。

辯論精神經中世紀窒息，經歷文藝復興又大盛。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之後，則成為西方民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真理愈辯愈明」，黨徒學舌西方，說是這樣說，但繼承秦始皇的中共，是朱元璋和洪秀全那一派信徒，怎會容許說理？

香港特區十八年，梁振英當政，一名頭號女梁粉終於按捺不住，聲稱要取消香港中學的辯論活動。她認為：讓香港中學生辯論很危險，因為辯論有正反兩方，如果一面是愛國，另一面是民主，則民主的西方異端邪說會令香港下一代中學生思想受毒害。

須知連大陸的網絡電視，也辦了一個只講男女、飲食、生活文化的辯論節目「奇葩說」，引起大陸觀眾火紅興趣，覺得辯論真好。中共政府恐懼「奇葩說」，乃借香港的「十年」取消此一辯論節目。或許中國是聽信了女梁粉的言論，覺得讓中國人的下一代辯論，即使是股票價格、飲食資訊、買LV手袋到底去巴黎好還是成都的商場好，中國也覺得一旦讓中國人擁有辯論的正反思維，極為危險。

這就是民族基因。中國人不講道理，源自孔子。孔子以「仁」立論，一個「仁」字像天地至尊的最高宗教。「仁」要靠聖人來實現，一旦到了聖人即是上帝。孔子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聖人說過什麼，固然不可以質疑，聖人之排位在「大人」之下，以此類推，「大人」位高於聖人。聖人和大人都不可受平民甚至是士大夫的質疑，而只能夠畏懼。

大人和聖人之上，則是子虛抽象的「天命」。「天命」是什麼？耶和華的聖旨還是釋迦牟尼的佛經？誰也不知道，二千多年也無人進一步探究定義。所以到頭來，中國人只有一種「理」，這個「理」即由權力大小所決定而壟斷。

在這方面，共產黨的統治，其實與孔教也一脈相承。只要以「天命」代之以毛澤東，「大人」則是現任總書記，「聖人」則是馬克思列寧，則一切順理成章。所以今日許多中國人還在很低能地問：到底是黨大還是法大？此一幼稚園常識，西方白人、美國黑人和墨西哥人個個都知道，但自稱擁有「三千年燦爛文化」的，卻在浪費時間爭論。因為他們潛意識中總認定：當然是「黨」比法大，而黨權又來自「大人」。篤信西方文化的絕少數，則肯定法律比壟斷權力的政黨大。

現在出現了新的爭論：一旦你認為法律大於黨，則你就失去做中國人的資格。那樣一來，難免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出身的一代香港人，很難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了，因為天生話不投機，溝通絕緣。中國絕對沒有法治觀念，因為孔孟一早主張「性本善」，而「性本善」由聖人認定。問題是聖人已經上了神枱，而且兩千多年只有那麼兩三個，但人間凡俗的惡行，卻連綿不絕：文字獄、告密奏摺和小報告、十家連坐、自私詐騙、有毒食品等等，農民民族性之惡，卻不因一兩個聖人的觀點而有絲毫改變。

「善」雖然由孟子肯定在人心，但「惡」成為中國人向外無限滿足慾望所膨脹。秦始皇之後，孔子講的「仁」，愈來愈虛無，最終成為中國人對西方宣傳自己文化的一張虛假的包裝紙。中國人有時誇耀：一諾千金，不必像你們西方人要寫幾十頁的合同。不錯，口頭協議確實是五十年代香港粵籍商人在山高皇帝遠的謙和環境之下，一時的民間風氣。但今日，閣下在大陸做生意，即使簽了協議合同又怎麼樣？

難怪當年胡適看得透，覺得非全盤西化救不了人心的腐爛。但胡適是悲劇人物：最終他兩害相權，還是要追隨蔣介石到台灣。他還不夠超脫：一九四九年之後，胡適應該留在美國，在美國的大學謀一份教席，不要再管中國人內鬥內亂的事。胡適所難做到者，是心有牽掛。心有罣礙，就做不到佛家心經的第一句了。

缺乏講道理的本性，也沒有求知精神，也沒有想像力。今日唯一「傲然於世」的，似乎就是十四億人的GDP消費撒錢實力了。對於習慣於飢餓和逃難的，當然像生活在天堂，但這種人無法找到真正的快樂，因為他們為自己，即使在消費的天堂也打造成一座堅厚的精神無間地獄。